正因有自身内部的暴力，我们得以对抗这个暴力的世界。——斯蒂文斯

從世界觀出發分析林夕為張國榮寫的詞，我個人覺得是個大膽的設想。如果模糊流行音乐和艺术的界线，将流行音乐人视作艺术家的一族，那么“歌者”与“作词人”产出的艺术作品，自然牢牢打上了“诗语”的烙印。而这又恰恰与他们追求的“以诗入词”“人歌合一”不谋而合。

如果我说对这场天衣无缝的合作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即使在合作的最末，林夕也罕有“春夏秋冬”“愿你决定”这样淡而有味的词。我曾经一度把“春夏秋冬”的作词误认成林夕。后来不禁莞尔，彼时的夕爷，是绝对没有写这样的词所需的心境的。

旖旎万千。我乐意这样形容这次旷世合作。没有林夕，张国荣复出后的音乐生命，至少我是无法想象的。而失去张国荣的林夕我自认是不完整的。这不是说如同断了一只胳膊。但至少，套用那句已被套用过无数次的话，是“一个时代的完结”。我没有亲身经历那个时代，尚能从无数影音文字中为隔空的悲哀浸染，而要那个时代的缔造者亲自送别这一切，实在无法可想！

于是我在上文再次引用了斯蒂文斯的话：我们以自身内部的暴力对抗暴力世界，我们已荒诞抗击荒诞。最终我们的武器指向了我们自己。

音乐可以成为信念，却不足以成为宗教。我们可以随着艺术的幻境腾飞入空，却不是每次都是平安落地。作为听者，从一首歌的情绪中抽身而去尚需要如此气力，有否想过，他们的创造者又何如呢？

作为诗人和艺术家，信仰是一种抉择。艺术家们可以选择信仰自己，也可以选择信仰神明。我曾以为人不可能靠信仰自己而生。事实证明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前提是与这个世界纷杂繁芜的物态达成妥协。与形而下世界中无形的律条达成妥协。

东方跟西方艺术家一个本质不同，就是西方人的救赎依赖于基督教的人文主义（泛爱论），因此当有人高喊出上帝死了，西方的艺术家无可避免地陷入价值虚无和意义荒诞之中，但是东方人有着更具情怀也无疑更具有欺骗性的武器。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为人们构建的理想世界蓝图破灭后，道家和禅宗及时补档，而“自然崇拜”又巧妙地软化了虚无主义。在东方思想文化中，一个不变的方法论是要人去化抽象为具象，以个体皈依群体。我们被称为“众生”，我们作为集体的形象出现，于是适应时代，不做超时代的音乐是明智的，于是我们只有一个张国荣。

道家和禅宗的思想可以为西方的价值虚无深渊提供一个暂时的缓冲带（只消看一看多少西方哲学家痴迷于佛道就知道了），但这不是根本有效的解决方法。而更为危险的是，儒家的入世精神和西方的审美救赎理论根本是相克的，儒家要求以少从多，而审美者和艺术家强调少数的价值。儒家精神要求以天道作为个人修养和安身立命的根本，而西方艺术家们眼中，我即是道。不是个体服从于客观的“道”，而是我以自处的价值去重新衡量这个世界的价值，以个体美学拯救末世。每个唯美主义者都是这种价值论的实践者。而这种英雄主义的行为，即使不主动与社会作对，社会都会找上门来。除非艺术家可以接受绝对的自处，绝对的宁静——零认同。否则代价必是惨痛。试看登上山顶准备普渡众人的查拉图斯特拉，不认为自己有罪的人如何领受洗礼，不自觉处于深渊的人如何欢迎救赎？

与美有关的行为注定只能是个体行为。而以进取精神去创造美，捍卫美，度让美，而且是超越常规地做这一切，这对于我这个凡夫俗子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浩瀚任务。

我一直认为宗教是一种馈赠，是对有勇气和智慧冲击这一侧（我们所处的日常经验世界，荒诞，破碎且无意义），却无力达到另一侧（理想世界，各种古典理论中描述的柏拉图。艺术的绝对自由。）的人们提供的救赎。我一再跟一个朋友争论，当人们亲手把自己塑造的偶像打到后再重塑时，信仰还是否值得。她坚持认为值得，现代人的信仰，是基于个体需要的信仰。“我需要信”不再是盲从，而是为避免逻辑漩涡和信仰真空为自己设下的保护罩。

作为文人，林夕可以拿各种世界观去平衡，去达成妥协。这是自己和自己讲和，也是代替艺术去和生活讲和。不得不说，我们古老的道家和禅宗思想还是有很大威慑力的，至少在下当年一起纠结的好几个朋友都信佛去了。

而哥哥呢？

我喟叹他太坚强，太傲视睥睨，以至于失去了软弱的人才会有的幸运。